陈毓贤：一个域外老书迷读读写写半个多世纪

　　近年来我在我国宣布了些列传忆的文章，有人说我的言语风格很新颖。我听了天然快乐，却也很惊奇，因我求达意罢了；信任读者若觉得风趣，大约是因上世纪中叶在海外生长的我，触摸的读物和国内不太相同，此外我对些国内的惯用词语不熟悉，或许有时候用了不同的办法表述。

　　我算是第三代菲律宾“华裔”，爸爸妈妈亲都在马尼拉出世，像同辈的许多东南亚华人男孩相同，父亲稍大了就被送回“唐山”受教育。他九岁开端在广东中山读书，十四岁才回菲律宾上英文中学，中学没结业我祖父去世了他就开端营生，负起养母亲和弟妹的职责。我祖母是香港长大的，略通文墨，除持家外还替不识字的华人写信以贴补家用。我母亲比较走运，读到中学差几个月结业才因日军占据马尼拉而停学，后来子女大了又有时机念学士硕士。

　　我是长孙女，家里其他小孩比我小一截，校园功课又不多，那时没电视机，总饥渴地找东西看。记住家里除了一部简直抬不动的英文大辞典以外，仅有另一本书——我祖母床头关于赛珍珠的前史小说《孽海花》。报纸杂志倒许多，订了两份当地的华文日报和一份英文日报，美国出书的《读者文摘》和《日子杂志》。我放学把书包一甩，总把报纸逐个摊在地板上看，从榜首版看到最终一版，社论和商业新闻囫囵吞枣地读，但副刊上花的时刻最长，有诗、有散文、有连载的小说，还有名人轶事，拾捡到些似懂非懂的字眼和词汇。

　　我上的华裔小学有三个大书橱的书，隔着玻璃门可见到里面有整套的《饮冰室全集》和《曾文正公全集》，但都上了锁，我认为将来长大了便是读这些书。

　　中学让我最振奋的事，是总算能用个当之无愧的图书馆了。我借到《红楼梦》，发现书里的家庭竟和我家相同，大小事祖母说了算；为了急着追寻宝玉黛玉和宝钗的三角恋爱怎么下场，仓促地看。借到《自豪与成见》（Pride and Prejudice)爱不忍释，感到早年英国社会女性对婚姻的神往和担忧，姐妹间的争风吃醋，又竟像我几个未嫁的姑姑们相同。一般小说我不正经从头看到尾，读了几章先偷看结局，对结局不满便看不下去；列传却可以有耐心肠渐渐嚼；我不喜爱科幻小说，更不喜爱故意制作严重气氛的侦探小说，或设法剥削我眼泪的言情小说，总问：这种事真会这样开展吗？是不是只图操作我的爱情。大约因我太拘于实事了，锲而不舍地寻求作业本相，若是虚拟的话要求著作呈现一种比实际更挨近本相的实在，因而对诗很不耐心。我愿望作个图书馆员，以便整天与书本为伍。

　　中学上课依然半响中文半响英文。教科书中我最有爱情的是英文的《世界前史》，数磅重，不大不小的书名刻印在全黑的封面正中间，或许是McGraw Hill 出书的吧，多年来再也找不到了。书中有许多绘画相片和图表，我闲来没事也拿出来看，惋惜偏重欧美前史，亚洲史讲得很简略。中文的前史教科书是台湾正中书局出书的，鳞次栉比的字，和其他同学相同，我背了一大堆人名地名，朝代先后老搞不清，考完试也就忘了。

　　除了偶尔听到师长讲他们一些亲身阅历外，我对我国近代史的知道大多数来源于两本小说：姜贵的《旋风》和王蓝的《蓝与黑》。《蓝与黑》讲抗战期间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，拍成电影风行一时。《旋风》经胡适推荐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华人读者间适当盛行，比较有深度，叙说北方一个镇上几户人的凄惨生命，让我读了很震慑，深感我国老式社会真是太糟糕了，非革新重来不行。鲁迅和其他“”作家的书，其时在马尼拉是看不到的。

　　正中书局出书的国文教科书好多了，白话文读胡适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许地山、夏丏尊等人的文章，白话文则读庄子、孟子、唐宋八大家、周敦颐、朱熹等。有位远房表姐常把白先勇和他几位台大同学编的《现代文学》传给我看，咱们两人萌生了到台湾读书的想法，或许由于中学的国文教科书比前史教科书编得较好，我没醒悟到自己在文与史之间爱好倾向史，报考了国文系。

　　在台湾那四年，包含在师范大学读书的两年，看了不少今世短篇小说——张爱玲、聂华玲、张秀亚——有些是报纸副刊上的，有些登载在同学间传阅的《皇冠杂志》上。那时台湾英文读物较少，我订了一份《年代新闻杂志》，又常借宿舍里英语系同学们的教科书看，易卜生的戏曲是那时候触摸的。一年级除了须上“国父思想”一课（读孙中山的《》）外，还必修《四书》，我其实蛮喜爱《大学》和《论语》，当然不能跟同学说，怕他们笑我陈腐。教我国哲学史的张起钧教授认了我做“干女儿”，要我替他英译一些关于道家的文章，我发现我也很喜爱《老子》。佛家的东西我却读来读去都读不明白。

　　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两年一晃就过了，主要是啃文学理论。在波士顿十六个年初，起先做的作业很轻松，下班看了许多闲书，初度触摸心理学和社会学，读了些今世美国小说和英译的十九世纪俄国小说；看英国小说居多，觉得《中界镇》(Middlemarch，我国大陆译作《米德尔马契》)比《自豪与成见》写得更好，重读了数次。我仍旧对列传情有独钟，看卢梭、亨利 亚当斯、纳博科夫等人的自传，每一本都像是个新的启示，扩展了我的视界，让我见到各种前史潮流间的相关，对人道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。读了《维多利亚名人传》（Eminent Victorians)，领悟到列传可以是这样毫不忌讳地写的，对我很有启示，即便后来知道此书往往夸大其词。

　　从左至右：林萃青、艾朗诺、白先勇、陈毓贤、赵如兰、卞学鐄，摄于1996年。

　　朗诺其时在哈佛研究所修我国文学，后来又留校执教，面临巨大的哈佛图书馆，我总算醒悟到应该看而值得看的书汗牛充栋，连浅尝一遍都不或许，只能啜几口送到嘴边。所以我捡他的教科书看，如费正清等编的东亚前史等，也看朗诺曾经在加州读大学时白先勇介绍他买的书，如沈三白的《浮生六记》、林语堂的《吾国与吾民》、钱钟书的《写在人生边上》和《围城》。洪业是他博士论文的非正式导师，我1977至1980年每星期天下午带了录音机到家里录他的回想，一边读和他有关 的人物列传，这是我平生榜首次比较有体系地读书。

　　我在波士顿原本找不到适合的作业，决议再取个企管硕士，从事金融，就没时刻看闲书了，只每星期翻翻《纽约客》，主要看漫画、评论和影评；香港的《明报月刊》却是差不多每篇文章都看，因它是我其时仅有的中文读物。朗诺1995年有个学期不用教学，我请了几个月的假和朗诺到南京大学，授课的是我而不是他。上海证券市场复业不久，我在商学院开了一门课教证券剖析，后来把讲义编成《证券市场入门》。没几年后我路过南京，到南大出书社书店找不到此书，问售货员， 售货员大声喊叫说：“过期咯，过期咯！”回想起来咱们在南京那几个月最大的收成便是习气了看简体字。

　　我提前退休意图之一是期望有时刻多看些闲书。朗诺到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执教，原本是他教师的白先勇成了他的搭档，也成了我的朋友。他介绍我看郑念的《上海生与死》、巫宁坤的《一滴泪》 、李志绥的《私家医师回想录》、张幼仪孙侄女写的《小脚与西服》和董竹君的《我的一个世纪》等；他自己的书我当然都看了。朗诺另一位搭档徐振铨介绍我看章诒和的《往事并不如烟》。朗诺的父亲知道我喜爱看列传，圣诞节总送我一两本新出炉的，我觉得奥巴马总统年轻时写的自传《来自我父亲的梦》（Dreams from My Father）很不错。约翰 厄普代克以写小说出名，我却独爱他两本讲绘画的《看》(Looking)和《仍在看》（Still Looking)，讲他对数十位美国艺术家的著作的感触，并介绍他们创造的布景。

　　徐振铨还介绍我看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， 没想到不久白睿文——也是朗诺在加州大学的搭档——和我一同把它英译了。这回我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看小说，很获益。

　　2001至2002年朗诺在香港城市大学做拜访教授，其时郑培凯掌管城大的我国文明中心，张隆溪在中文系又办了几个国际会议，校长张信刚也常办文明晚会，一时学者聚集，来了刘再复、李泽厚、朱维铮、周振鹤、葛兆光等，盛况十分； 白先勇路过香港介绍咱们和刘绍铭与李欧梵相见，我就分外的留意这些人的文章。 周质平那一年恰巧也正在该校拜访，他邀我和他合效果英文编撰胡适与韦莲司的情史，我便又较有体系地看和他们两人有关的人物列传。

　　现在真老了，书读了一两章眼就昏花，银幕上看更糟，所以每天在网上主要看新闻标题。《上海评论》却替代了《明报月刊》成为我的中文精神食粮。订的杂志只剩下《纽约客》和《经济学人》。或许是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气吧，《经济学人》适当认真地看，但一般从最终一页看起，因每期最终一页是篇“盖棺论”，大多关于刚去世的闻人，但假设没有名人去世则或许是个特务、木匠、美食家等，往往写得令人莞尔 。此外，我现在的读物主要是朋友们写的东西。

　　我最近在网上看白先勇在台湾大学解说《红楼梦》，点亮了许多曾经对我是隐晦的喻意和细节。白先勇说贾宝玉的痴，很像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痴人 (英译为The Idiot)，那个痴人标志耶稣，和俗世扞挌不入，贾宝玉倒很像释迦牟尼，享尽人世富有富有后顿悟万事皆空。他又剖析曹雪芹怎么样处理人物的进场：王熙凤还没现身，先听到她放肆的声响，就像京戏里苏三起解在台后先叫一声“苦呀！” 刚到贾府被其气度慑住的林黛玉反应是：“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，恭肃严整如此，这来者是谁，这样放诞无礼。”王熙凤在刘姥姥这乡间穷亲属的眼中，则是个装模作样的人，她接到救济金立刻说穿了：“你老拔根毛，比咱们的腰还粗呢。”曹雪芹让咱们从各种人的视角看凤姐，把她放在各种场景里让她自己扮演，这是我国小说里曾经没有的，也是西方小说后来才有的。这次重读《红楼梦》令我领悟到——就文字和叙事办法而言－－此书对我的影响最大，年少时虽只仓促地看，却已深植在我心胸中，不但如此，《红楼梦》还从他人写的东西间接地不断影响我。因自十八世纪此书呈现以来，大凡用白话文写的叙说都有它的影子。

　　我想：人最基本的激动是要生计，在现代的社会里便是说要有个可以营生的工作或挣钱的办法。其次是了解四周的环境，再其次是能得到他人的必定；而每个人根据本身的性格禀赋和客观条件，建构了一套最适合他了解四周环境的办法； 若特别走运的话，这办法也让他得以营生，也让他感到受必定。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数字，他们可以把各种现象化成数字解说作业为何如此开展，走运的成了数学家或统计师。对有些人来说这是钱，觉得钱可以解说全部，走运的话成为商人或会计师。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权利，走运的话管治一族、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。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赵如兰，说音乐是她探究她所在的杂乱环境的管道。对我自己来说：这是文字，我成了个书迷！

　　我并不身世于书香门第，小时家里没有几本书，但文字资讯丰厚，可以说是太丰厚了。我想：要是我身体比较强健，放学回家感到烦闷就会出去乱跑。若我生长在一个关闭的社会，或者说我爸爸妈妈辈不识字，就没那么多报纸杂志看。正由于文字资讯太丰厚了，觉得有火急感有必要加以整合，理出些头绪来，渐渐摸索到最快捷的途径是盯梢或重构或人的阅历，也便是说读列传或写列传；换了他人或许就会写小说、办杂志、编前史、作新闻记者或成为文学理论家。成果我读了许多列传，尽管无缘靠写列传营生，却有时机用文字重构了好几个人的生命进程，由此增进我对四周环境的了解，并且这些书和文章竟然得到不少读者的共识和必定，真是太走运了！